——《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評介

　　一

　　隨著海峽兩岸官民雙方交流的頻繁與日益熱絡，部分臺灣文化人有關其家族歷史或時代流轉顛沛中自身經(jīng)歷的回憶錄或傳記式作品已被祖國大陸多家出版社引進，在圖書市場上也取得不錯銷量，齊邦媛《巨流河》(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亮軒《飄零一家：從大陸到臺灣的父子殘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吳錦勛《臺灣，請聽我說》(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廖信忠《我們臺灣這些年》(重慶出版社2009年版)和《臺灣這些年所知道的祖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已經(jīng)成為暢銷書，無不受到祖國大陸讀者熱捧。

　　相較之下，臺灣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與近年來致力于昆曲推廣、在華文世界有著廣泛影響力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對白先勇的父親——國民黨著名將領、素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在兩人此前各自已有研究基礎上合著的《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簡稱《關鍵十六天》)，雖在敘述時段跨度上遠不及前述幾位所撰之書，但卻更有深度，所用資料更為詳盡，學術色彩更為濃厚。此外，作為“二二八事件”期間奉派赴臺進行宣慰的中央代表，《關鍵十六天》以白崇禧為核心所建構的“二二八”話語體系，不僅是對兩岸學界現(xiàn)有研究的補充和深化，而且也在島內目前可謂呈現(xiàn)一邊倒的“二二八”敘述模式外，另外再開了一扇窗戶，這無疑有助于年輕世代能夠更為全面、完整地了解“二二八事件”。

　　二

　　《關鍵十六天》體大思精、旁征博引、史料詳實，正文后還附有多篇口述回憶和采訪以佐正文，而書中那些用來配合文字敘述的相關照片，則更增添了全書的可讀性和可視性。全書共分三編，第一部分 “止痛療傷：關鍵十六天”，長達160余頁，系全書主體，執(zhí)筆者為廖彥博，乃是對白崇禧在臺宣慰全程的完整記錄，以諸多文獻檔案、報章雜志等極為豐富、多元的一手資料為基礎，呈現(xiàn)了白崇禧宣慰工作的整體面貌，這也是本文評述的重點。第二部分由白先勇負責，涵蓋6篇口述訪談，這些憶述也使白崇禧赴臺宣慰這段歷史不僅只存于冰冷的文獻記載，也留在人們的鮮活記憶之中，而且也與廖彥博的史論相輔相成、互為佐證。最后則是史料選輯，主要是白崇禧宣慰臺灣期間的函電、廣播、演講、文告和眾多臺籍人士在白崇禧去世后所送的挽聯(lián)、挽詩，內中多有借此表達感謝白崇禧當年處理“二二八”善后仁慈寬厚之一面，正是白崇禧在臺灣本省人心目中所享有的威望，也從一個側面解答了白崇禧晚年為何會遭受情治人員的嚴密監(jiān)控。

　　第一章 “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從時代背景入手，交代“二二八”之所以會造成巨大傷痛的根源。其一為派系傾軋，也就是赴臺接收的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內部權斗，這里面既有陳儀本人所屬的政學系、以臺灣省黨部為主的“CC系”、以軍警特為核心的黃埔系，也有青年學生所組成的“三青團”和“中統(tǒng)”“軍統(tǒng)”兩大情治單位。由于入臺時間的先后順序不同，各派系和情治單位在對臺灣光復后的權力分配格局顯然并不均衡，難免互有捍格，如陳儀行政長官公署即以其之前福建省政府班底為主，而抵臺時間最早的“三青團”吸收了不少心向祖國的青年學子，等到臺灣省黨部建立以及其他派系入臺時，既有政治地盤已多半被占。此外，內地赴臺接收人員和臺灣本省籍精英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則更增加了時局的復雜程度。作為最高行政長官的陳儀雖然私德不錯，但其性格中的剛愎頑固及其與臺灣民意完全隔絕則更使局面雪上加霜。政不通、人必失和。其二為政經(jīng)失序，市面蕭條、外貿(mào)阻滯、物價騰貴，政府統(tǒng)制政策與民爭利、祖國大陸赴臺人員貪贓不法與走私虧空等，整個社會已呈易燃之勢。與抗戰(zhàn)勝利后祖國大陸各地的接收變“劫收”相似，國民政府對臺灣的接收不僅未能穩(wěn)定社會秩序、安定人心，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混亂，引起人心不滿，陳儀一年多治理之下的臺灣經(jīng)濟與社會“卻一步步走向失序騷亂、民怨沸騰的臨界點”。其三為鎮(zhèn)壓捕殺。面對來自“處委會”所提要求的層層加碼，以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的強硬派一開始就主張強力鎮(zhèn)壓，而陳儀的顢頇不決及其向南京所呈報告中將事件諉過于共產(chǎn)黨的做法更使平和落幕不可能，毫無轉圜余地，而蔣介石所熟稔的也恰恰是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慣用的“先剿后撫”，大開殺戒至此已成定局，剿滅“叛亂”后再行安撫。正當“全臺各地人心惶惶，謠言四起”之時，白崇禧銜命來臺，負責宣慰。

　　接下來的“白崇禧奉命宣慰”“宣慰前準備與波折”兩章，詳述為何會選定白崇禧赴臺宣慰和他在赴臺前所做的相關準備。就前者而言，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源自白崇禧在諸多黨國大員中杰出的軍政能力、個人膽識及其與蔣介石之間彼時尚能保持的合作、信任和相互尊重，這使得疑心甚重的蔣介石對于白崇禧此行能夠放心，也相信其有能力完成使命，畢竟兩人自抗戰(zhàn)軍興以來形成良好互動。由于白崇禧協(xié)助李宗仁于隔年所舉行的“副總統(tǒng)”選舉中贏得勝選而與蔣介石關系破裂，且直至白崇禧去世都未能修復，此為后話。另一方面則與當時的中國時局有關。1946年6月，全面內戰(zhàn)開打后已有半年多時間，國民黨軍隊由起初的全面進攻轉向重點攻擊山東解放區(qū)和延安，美國特使馬歇爾的調停在1947年初宣告失敗，“閣揆”宋子文也因拋售黃金政策失敗下臺，蔣介石所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統(tǒng)治日漸走入死胡同，蔣介石這時已無暇顧及地處邊陲的臺灣省情，急需白崇禧這樣的“干臣”能在短時間內盡速平復亂局，使之轉危為安，而白崇禧在軍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當能令其抵臺后調和各方訴求。

　　白崇禧接到宣慰命令時正以全國綏靖區(qū)政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身份督導華北綏靖區(qū)政務，3月8日奉召返回南京。在接受蔣介石面授機宜之后，白崇禧確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作為處理“二二八事件”的總原則。依此為據(jù)，在和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共同討論后，制定了“國防部長白崇禧呈報處理臺灣事件辦法”，這也就是白崇禧抵臺后公布的“宣字第一號布告”。此外，白崇禧還電邀人在廣東的丘逢甲之子丘念臺一同赴臺，協(xié)助宣慰。

　　第四章 “宣慰行程逐日記要”，對白崇禧抵臺的3月17日至離臺前的4月1日每一天各項活動巨細靡遺、全盤呈現(xiàn)，最大程度還原，使讀者能對白崇禧的宣慰有一整體輪廓，筆者在此也按其時間順序擇要摘記。

　　3月17日中午12時35分，白崇禧乘專機抵達臺北松山機場，隨員包括國防部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史料局局長吳石、法規(guī)司司長何孝元，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三青團”中央干事會處長蔣經(jīng)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國防部職員陳嵐峰、部長侍從秘書楊受瓊、秘書朱瑞元、參謀鐘長江、總務處處長張鶴齡等人。下午，在住地臺北賓館會見國民參政員林獻堂；晚6時半，向全省廣播，發(fā)布先前已經(jīng)擬好的“宣字第一號布告”。

　　3月18日上午，巡視地處臺北市的黨政軍各機關；下午3時，在臺北賓館分別會見李翼中、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三青團”臺灣支團主任李友邦、整編第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空軍臺灣區(qū)司令郝中和、省議會參議長黃朝琴等人。

　　3月19日上午9時半，從臺北往基隆考察；下午2時，向基隆要塞司令部全體官兵訓話；晚6時，受林獻堂等人邀請在臺北賓館便宴。

　　3月20日上午10時至12時，與陳儀舉行會議；下午3時，在長官公署大禮堂向公署及各機關全體職員訓話；晚6時半，向青年學生廣播。

　　3月21日上午9時，搭專機飛屏東宣慰；下午1時40分，乘火車抵達高雄，巡視高雄要塞和左營軍港；4時30分，于左營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部召開座談會。

　　3月22日上午11時，抵臺南，參觀延平郡王府和赤崁樓；下午1時北上宣慰，3時抵嘉義，于市政府對各界代表訓話；晚6時20分，路經(jīng)彰化，下車宣撫；晚7時，應臺中各界邀請參加公宴；晚8時半，在臺中廣播電臺向中部民眾廣播。

　　3月23日上午9時40分，在臺中市政府禮堂對各機關首長及地方人士談話；12時30分，由林獻堂等人作陪前往日月潭；下午4時30分，抵達日月潭，夜宿涵碧樓。

　　3月24日，在臺電協(xié)理柳德玉陪同下游覽日月潭；11時40分，在涵碧樓會見信義鄉(xiāng)鄉(xiāng)長柯枝及臺灣少數(shù)民族代表全萬盛等50余人。

　　3月25日下午1時40分，抵新竹市宣慰；下午4時10分，抵達桃園；晚6時10分，返回臺北，結束5天各地宣撫行程。

　　3月26日上午，在臺北賓館會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等5人；下午2時，召集冷欣等高級幕僚會議；下午4時，與陳儀、長官公署各處首長會議；晚7時，在臺灣廣播電臺向全省少數(shù)民族同胞廣播。

　　3月27日上午10時，在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范壽康、臺大校長陸志鴻陪同下前往臺大法商學院廣場，對臺北各校教職員和學生約8000人訓話；中午，與閩臺監(jiān)察使、監(jiān)察委員何漢文交換意見；下午3時，由民政處處長周一鶚陪同祭祀圓山忠烈祠，之后前往臺大醫(yī)院、省立醫(yī)院等處慰問傷者；晚8時，在臺灣廣播電臺向全國同胞及國內外僑胞廣播，報告“二二八事件”。

　　3月28日上午10時，在臺北中山堂召集省參議員、臺北縣市參議員、各區(qū)區(qū)長和里長等地方基層干部1000余人訓話；下午3時，召集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等人會議。

　　3月29日上午10時，于圓山忠烈祠主持公祭；下午3時，游臺北市動物園；下午5時，參觀臺灣電影攝制場。

　　3月30日上午，會見范壽康和陸志鴻；下午2時，和陳儀晤談，召集在臺軍政首長開會討論善后問題。

　　3月31日上午8時許，邀請林獻堂在臺北賓館談話；下午3時，與陳儀、葛敬恩、柯遠芬等開會商討；晚9時，在邱念臺陪同下再與林獻堂談話。

　　4月1日下午5時，在臺北賓館召開到臺后首次記者招待會，發(fā)表書面談話；晚6時半，在臺北賓館招待各機關首長及地方士紳50余人。

　　4月2日上午9時20分，搭機離臺，返回南京復命，邱念臺同機隨行；中午12時，到達南京空運大隊機場。至此結束為期16天的宣慰。

　　最后兩章“返京后建議與獎懲”“宣慰報告書的評析”，著重于白崇禧返回南京后就“二二八事件”及其宣慰全程向國民黨中央所做的匯報。4月6日，白崇禧完成《宣慰臺灣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一冊，就如何改善臺政提出具體意見。政治上將原有的長官公署改組為臺灣省政府，運作方式采委員會制，委員盡量任用臺籍精英，縣市各級主管也以臺人優(yōu)先；經(jīng)濟上裁撤專賣局和公賣局，除重工業(yè)外，輕工業(yè)可開放民營，政府不再與民爭利；教育上則大力推行國語運動，盡速培養(yǎng)師資，核心在于“臺胞祖國化”，培養(yǎng)臺灣人的祖國意識；軍事上則應軍民分治、健全體制，省府主席不再兼任警備總司令，避免大權獨攬。對于在處理“二二八事件”過程中以陳儀為首的臺灣軍政首長的表現(xiàn)，白崇禧則在獎懲意見中明確提出撤換陳儀，查辦柯遠芬和獎勵彭孟緝區(qū)隔對待。事后來看，白崇禧對陳儀、柯遠芬處置并無不妥，也較少爭議，但他對彭孟緝的肯定則引起不少議論乃至批評。作者認為，對彭孟緝的態(tài)度之所以有別于陳儀、柯遠芬，還是在于彭孟緝遇事時的“獨斷應變”，能夠短時間內穩(wěn)住高雄局勢，主要還是白崇禧基于軍事作戰(zhàn)層面和政府考量后所做的判斷，而反觀現(xiàn)今的“二二八”主流敘事話語，彭孟緝已被定性為不折不扣的“高雄屠夫”。

　　“宣慰報告書的評析”進一步對《報告書》內容作詳細分析，白崇禧從“二二八事件”發(fā)生的遠近因和事件經(jīng)過，以及政府因應處理的過程、宣慰經(jīng)過和改革建議3方面做了一番全面回顧。《報告書》仍將少數(shù)分子的煽動作為事件爆發(fā)的直接原因，而陳儀主政的失當則退居為次因。作者指出，《報告書》在性質上是當時官方的內部調查報告，并不對外公布，其對少數(shù)野心家反動言論挑唆致使事件爆發(fā)的堅持代表了國共內戰(zhàn)格局下的官方觀點，也成為國民黨入臺后應對“二二八事件”的主基調，而白崇禧所提的一系列改革建議則由于內戰(zhàn)影響而無法落實，其宣慰臺灣的主要作用仍然在于本書題名所示的止痛療傷，也就是以自身威望最大限度禁止濫捕濫殺、非法拘禁，保全了不少臺灣本省精英，同時也對軍隊紀律嚴加管束，從而避免了人員和財產(chǎn)的進一步損失。

　　三

　　綜觀全書，《關鍵十六天》雖然并非論述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的第一部作品，卻是就該問題所做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深挖之作，說它填補了空白也并不為過。正因為此，與其他論著不同，《關鍵十六天》以白崇禧宣慰臺灣作為主體而展開對“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僅在觀照視角上跳脫了單一的臺灣本島范圍，而是將其納入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整體時局的演變趨勢中，從而在大的時空背景下能夠更為準確地把握“二二八事件”發(fā)生前后的臺灣民情脈動，以及白崇禧宣慰背后所潛藏的國民黨政府，上至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下至黨內各派系之間的政治盤算。在研究方法上，《關鍵十六天》的主干部分采用中國傳統(tǒng)實錄體史學形式，較為完整地呈現(xiàn)了白崇禧宣慰臺灣期間的行程與活動，某種程度上做到了歷史學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如實直說”，也在另一個側面推動了對白崇禧個人的研究，將人們過往記憶中在北伐和抗戰(zhàn)時期有功的白崇禧印象延伸至戰(zhàn)后臺灣政局的整頓，而他在宣慰過程中與蔣介石之間的互動也更為明確了兩人關系史演變的時間坐標，為白崇禧晚年在臺命運的悲苦埋下了伏筆。此外，《關鍵十六天》也將助益于完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拼圖，給予人們以正確的“二二八”認知，糾正不少已經(jīng)被政治對立扭曲化了的錯誤謬論，結束島內每年一到“二二八”前后即起的無休止悲情乃至濫情，真正邁向和解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