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這是繼去年5月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制定并頒布香港國安法后，中央完善香港法律和政治體制又一重大舉措。輿論普遍認為，《決定》對堵塞香港選舉制度漏洞，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意義重大。不過，一貫熱衷于對香港議題說三道四、吃“人血饅頭”的臺灣蔡英文當局，再次出言妄議中央決定，污蔑攻擊祖國大陸依法治港舉措，甚至醞釀修法以強化配合美國等西方國家介入香港事態。觀察當前香港問題與臺海風云的交織聯動，民進黨“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政治恐嚇正在變為政治讖語，今日香港的“二次回歸”終將是臺灣“二次光復”的現實映照。

　　香港與臺灣問題有共同的基本點

　　“一國兩制”、一中原則的核心是“一國”，這是香港和臺灣問題的本質，也是一切相關政治實踐的基本點、出發點。香港和臺灣都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事關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中央政府對此有最高、絕對權威，這是“一國兩制”有關實踐的合法性來源。換言之，香港、臺灣事務都是中國內政，盡管香港、臺灣處于“一國兩制”實踐的不同階段，但遵循一致的法理和歷史邏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強調：“‘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于‘一國’并統一于‘一國’之內。”

　　需要明確的是，“兩制”指的是社會主義中國包容資本主義制度，而非被刻意曲解的“中央地方分權關系”乃至“不同國家結構形式”。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對所有行政區享有絕對、至高的法理主權和全面管治權。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權，包括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貨幣發行權、海關和出入境管轄權等。類似地，兩岸之間的核心問題也是“一國”。盡管臺灣被分離主義勢力盤踞，但二戰后的國際法理秩序并未改變，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祖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不動如山，兩岸處于“事實上的一國兩制”狀態。

　　香港基本法派生從屬于憲法，香港的各項賦權和制度并不是先驗的、固有的，而是自上而下授權，要接受歷史和實踐的檢驗，與時俱進、止于至善。政治體制問題屬中央事權，并非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一部分，決定是否和如何完善一個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是中央基于主權派生出的管治權。香港中聯辦前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決定特區選舉制度的權力屬于中央，包括中央授權特區通過“五步曲”推動和中央直接行使憲制權力和責任兩種途徑，其后才是香港以何種方式和程度參與的問題。

　　同樣，當前臺灣治權尚未收回的局面也不是兩岸關系最終的法理狀態，祖國大陸鞏固一中格局，推進國家統一的憲制性、政治性做法同樣是國家主權的賦權和要求，也是“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內在必然。“愛國者治港”與“一國兩制”一樣，都是鄧小平關于國家統一理論的一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長期的歷史堅持。不但要實踐“愛國者治港”，也必將實現“愛國者治臺”，這并不是政治高標準，而是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原則問題是一切討論須首先厘清的根本邏輯。

　　所有主權國家都通行這樣的原則，這也是為什么制定了包括《煽動叛亂法》《美國愛國者法案》等超過20部國安法律并操切推動爭議性“選舉改革法案”的美國，在跳腳指責中國時顯得理弱氣虛，而白俄羅斯等70余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仗義執言，批評西方國家干涉香港事務違背了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的《聯合國憲章》重要原則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一國兩制”并不等于制度和政策靜態不變，更不是像別有用心者歪曲的那樣走向“終結”，而是要在實踐中維護、鞏固和完善、發展。“一國兩制”作為國家和平統一戰略和治理模式的政治創舉，經數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創立發展，經歷了不斷具體化、系統化和制度化的過程。從制定香港國安法到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反映了中央和香港各界對香港被外部勢力割據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和去殖民化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實現香港真正作為中國香港的“二次回歸”必經路徑。

　　解決了合理性之后，就需要面對必然性。完善、發展“一國兩制”，是更高層次地堅持、維護“一國兩制”。治理模式和制度體系的更新不是空中樓閣、無源之水，而是基于國家大政方針要求和香港政治現實發展。針對香港國安法、“愛國者治港”，總是有“兩制變一制”“中國違反承諾”“消滅反對派”的奇談怪論。事實上，在內外因素的交織作用下，近年來香港政治社會亂象不斷、怪象頻仍，直至2019年爆發“修例風波”黑暴事件，證明“一國兩制”的初衷美意在政治現實中被刻意模糊、曲解和破壞。當一些政治勢力與“港毒”唱和，參與鼓動非法暴力，癱瘓立法機構，脅迫特區政府，攻擊“一國兩制”和中央權威，甚至妖魔化自己的民族國格，開門延盜勾結祈求外國干預制裁，聯結顛覆勢力“攬炒”香港，其言行從破壞性升級為顛覆性，中央已無任何余地不以雷霆重手及時止暴治亂，維護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

　　恢復穩定、重建秩序和鞏固法治只是第一步，“修例風波”暴露出的香港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上的殖民主義殘余并未在回歸后清除，“愛國者治港”這一“一國兩制”核心原則在香港回歸20余年后，仍未在特區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徹底體現，都與香港的選舉制度欠完善有莫大關系。諸如外部勢力全面滲透的“司法獨大”，外國傀儡進入治港班子，本應作為社區咨詢服務組織的區議會被政治化為斗爭平臺等怪象急需扭轉，明確“誰來治港”、健全“入閘”機制和提升治理效能等根本性問題亟待解決。中央撥亂反正，正是要實現“一國兩制”和香港的長治久安、繁榮穩定，這是中國的歷史責任，而不是對任何國家進行主權退讓的“承諾”。也應看到，中央提出的“愛國者治港”五個基本原則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結合起來，既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又尊重和保障香港特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特區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是對“一國兩制”這一前無古人歷史創舉的切實維護。

　　完善“一國兩制”，

　　制度性統籌發展與安全

　　發展問題與國家安全互為表里。在恢復法治、健全法制之后，香港將迎來治亂因循、重回正軌的契機。中央高度重視統籌香港的發展和安全問題，一貫支持特區政府更有力處理有關問題。“十四五”規劃涵蓋香港未來發展，近年政府工作報告多次提出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解決香港現實和長遠發展問題設定了基調，提供了動力。隨著“愛國者治港”全面落實，香港來到了變革和發展的歷史新起點。

　　香港自殖民時期以來累積了許多深層次、結構性、歷史性的發展與分配矛盾，包括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固化，產業高度單一和空心化等問題，其中以土地和住房矛盾最為突出，置業難、租房貴，不少人仍蝸居于條件較差的劏房(隔斷出租房)。“居住正義”又與“世代正義”密切關聯，一些基層香港青年面臨收入、就業、住房三重困境，對發展前景悲觀失望，成為被蠱惑吸引參與亂港活動誘因之一。因此，要對“暴亂”釜底抽薪，就要從解決發展問題入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表示，“解決香港住房問題難度很大，但總要有開始的時候”，香港的金融中心優勢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強”。這表明，中央對破解現狀既有清醒認識，也有堅定決心。

　　首先是對香港社會重心的撥亂反正。歷史證明，殖民主義者、外部力量和“攬炒派”并不在乎港人的現實利益和前途命運，不樂見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繁榮。香港只是他們遏制中國、謀取私利的工具，必須被制造為一個“雨傘林立”、黑暴橫行的社會，才能符合其“以港亂華”的政治需要。因此，只有通過完善法制和制度，剔除政治體制中的這些“附骨蛆”“背后靈”，確保真愛國、真愛港大多數人的參政權、治理權，香港才有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大前提和驅動力。從實行香港國安法到落實“愛國者治港”，中央為香港恢復秩序、重新起步建構了制度保障，為把香港社會的焦點重心拉回到經濟社會發展設定了基調方向，為解決香港各類發展問題提供了歷史契機，這是正本清源、綱舉目張的決定性轉捩。

　　其次是將香港發展問題納入更高格局。“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發展問題會在更宏大的歷史敘事中探尋新路徑。一方面，要標本兼治解決民生問題，就要讓港人超越一城一島局限，立足本港、面向灣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以大視野尋大機遇。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認為，香港青年如不了解7000萬人的大灣區而只想著700萬人的香港，會被愈加邊緣化。今年兩會多個提案建議鼓勵基層香港青年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升學就業、增強香港青年向心力、搭建香港與內地青年交流平臺。這個過程并非單純的就業流動和政策激勵，而是涉及一整套規則體系的盤整升級和價值文化的認同建構，既指向獲得感，也著重幸福感、歸屬感。

　　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金融中心的特殊屬性和地位會在新發展格局中得到提升。“一國兩制”不變，意味著香港的法制、金融、財稅、科研等體系會保持對海外資本和人才的吸引力。“愛國者治港”會更凸顯香港在融入國家戰略全局和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中的“交匯樞紐”獨特定位。“十四五”規劃著眼強化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以及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等功能，讓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貢獻民族復興的進程中發揮優勢、發展自身。

　　未來，面臨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等帶來的機遇，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可與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在與北到京津冀、雄安新區，東到日韓，南到東盟，西到歐美廣大市場更高標準、更深層次的對接融合、互利共贏方面大有可為。兩會有建議指出，香港可善用全球融資中心優勢引流將全球資本至大灣區科創企業，讓外資真正服務創新和實體經濟，構建更完備的創科生態圈，進一步便利區內港元與人民幣兌換，根治香港的產業空心化和經濟金融化等問題。

　　香港背靠快速發展的祖國內地，其命運與祖國休戚與共，這在當前中央大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抗擊疫情、穩定社會、復蘇經濟上可見一斑。類似地，近40年來，祖國大陸也已成為臺灣經濟社會愈發依賴的動力來源。在民進黨不斷圖謀兩岸“脫鉤”的情況下，去年臺灣對祖國大陸經貿依存度不降反升，達到歷史新高。臺灣政黨輪替后堅持“以政治斗爭為綱”，政治對立的民粹狂歡持續撕裂族群社會，經濟規律和發展規劃被忽視，造成被區域經濟整合邊緣化、產業轉型升級不利、基礎建設“五缺六失”、資本泡沫浮濫加劇分配失衡、人力衰減流失嚴重和社會正義倒退等結構性問題泛政治化、復雜難解，導致持續的衰退和滯漲。這樣的“臺灣病”與香港近年來出現的亂象有相似的誘因，即人為違背破壞背靠祖國大陸的自然連結與內生優勢，外部勢力與分離主義勾連導致方向錯亂、政治失序，持續對立、內耗和分化弱化治理能力和政治向心力。這種相似性是西方對華顛覆滲透語境下臺港聯動的必然，故中央今日“香港再造”推出的解決方案，恰也預示著未來臺灣遠川歸海、重獲新生的路徑。

　　當“今日香港”映照“明日臺灣”

　　香港回歸和治理的經驗教訓，為祖國大陸更好研判兩岸關系、認清臺灣現狀，為推進國家統一和規劃統一后治理提供了寶貴的實踐參照。眾所周知，“一國兩制”雖在港澳先行付諸實踐，其“初心”本是解決臺灣問題。40年來，祖國大陸沒有停止過堅持完善和探索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實踐，當下和未來的祖國大陸對臺政策與“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也必然要堅持系統思維和問題導向，前瞻部署、與時俱進，為實現臺灣“二次光復”做戰略準備。

　　當前，臺港問題高度聯動，“臺獨”響應美國等西方國家對香港問題的炒作，不斷加緊與“港獨”等“反中”分離主義勢力的勾結串聯，大有“多毒合流”“炸平廬山”之勢，民進黨、“時代力量”黨和“臺灣基進”等島內綠營“獨”派持續分進合擊、明暗兩手策應投機香港事態。事實上，《大公報》等媒體揭露，早在2014年，“臺獨”組織“華人民主書院”就曾赴港搞“占中訓練”。2019年“修例風波”同樣是由蔡英文當局政治操弄港臺兩地司法合作而起，正值選舉，蔡英文等民進黨高層一邊作態用“政治庇護”和“人道援助”鼓動策應香港黑暴勢力，一邊放話借“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論述蠱惑恐嚇島內選民，一邊在行政和立法機構建立相應的溝通協調機制，造勢修訂相關法規。同時，民進黨還發動政黨和“獨”派團體對港輸出“反服貿運動”暴亂經驗方法和所需物資，搭建“港人沖前線，臺灣做后勤”隊形。祖國大陸國家安全機關“迅雷-2020”專項行動中的李孟居案，即體現了臺灣、香港反中分離主義分子這一緊密勾連態勢。

　　新形勢下，“兩毒合流”又出現新動向，更緊密配合美國新政府對華意識形態政治戰和“顏色革命”滲透顛覆活動，更深入聯系人權、民主、西藏、新疆等價值議題，更廣泛向中國大陸周邊重點熱點區域擴散，從美國國會山暴動到泰國、緬甸政治亂局，都依稀可見“港獨”“臺獨”以及法輪功分子鬼影綽綽，其后又有美國、日本等國右翼勢力和情治部門的牽線操縱。在這些地方的騷亂中，與“港獨”“臺獨”慣用的小眾社媒軟件爆紅，有同樣的去中心化和“快閃”組織形式，和類似風格的政治文宣線上線下同步病毒式傳播。有的干脆直白打出“港獨”“臺獨”標語，營造香港、臺灣、泰國、緬甸“對等”的觀感，挑撥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關系。所謂“奶茶聯盟”的出現，標志著“港獨”“臺獨”在沆瀣一氣合流之后，出現了圍繞“印太區域”散播擴張的趨勢。而在島內，蔡英文當局近期換上有法律背景的邱太三做大陸事務主管，而讓原主管陳明通主抓并改革對陸情報工作，拉開陣勢要推動包括“港澳條例”在內的一系列“國安”修法，挑動與祖國大陸“法律戰”，為進一步投機香港議題做準備。蔡英文當局最終是打算承接香港的地位和資源，做“印太情報集散中心”和新的“顏色革命”策源地。

　　民進黨造勢要做“港獨”“避罪天堂”，不過事實證明，蔡英文不過是政治投機，其口燦蓮花多為選舉語言，落到實際行動者寥寥。例如，負責執行所謂“香港人道援助行動項目”的“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實際是遭虛化的“冷衙門”，其“援港項目”不過是既有機制的拼湊組合，實質聚焦的是如何吸引港資港才，圖謀取代香港的金融、信息、物流和航運中心地位。臺灣政論人士唐湘龍批評，蔡英文是“把香港玩爛之后，拍拍屁股好像事不關己”。那邊廂，美國等西方國家對香港、臺灣的“力挺”也多為口惠和形式：被港臺“獨”派視作“彌賽亞”的特朗普下臺了，英國首相約翰遜曾夸口“容留300萬港人”，但在操作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踢到鐵板后即改口自稱“鐵桿親中派”。可見，“多毒合流”悖逆法理倫常，所謂外部“靠山”自己就是過江泥塑，哪里可能“靠得住”？

　　民進黨不愿承認的是，臺灣無論藍綠都念念不忘香港，本質上是香港、臺灣同處一個中國框架下而衍生的心理糾結。民進黨蔡英文當局和島內外“臺獨”、挺“獨”勢力應該看到，祖國大陸推進國家統一和反對“臺獨”意志不動如山。某種程度上，正是香港“攬炒派”對抗國家毫無節制、不知收斂、擊穿底線，甚至拒絕溝通和解，讓中央下定決心重手治亂。事實上，出于香港和臺灣的特殊地位和中國人的民族情懷，“一國兩制”到“九二共識”本存在一定的“留白與模糊”。但“獨”派近年來的蠻橫沖撞卻在不可逆地消耗這種模糊和善意。臺灣各方應汲取前車之鑒，順應時勢民心，盡早對話祖國大陸以爭取更多空間，不要等到喪失兩岸和解的最后機會，再讓事態無法收場，走到玉石俱焚、求仁得仁的歷史絕路上，那只會加速“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歷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