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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且數字化轉型正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發生深刻變革,已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關鍵因素。特別2020年以來,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對沖疫情影響、提振經濟和提升治理能力重要力量。當前,祖國大陸數字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為廣大臺企臺胞參與“雙循環”建設帶來全新發展機遇,為兩岸同胞加強民間往來提供新途徑,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注入新動能。
帶動兩岸經貿
與民間往來逆勢而上
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特別是疊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球經濟、貿易和投資遭遇重挫,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在此背景下,數字經濟展現強勁韌性,電子商務、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模式新業態加速創新突破,為中國有效防控疫情和穩定經濟發展提供強大支撐的同時,帶動兩岸經貿關系及民間交往快速發展,已成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重要抓手。
其一,成為促進兩岸貿易逆勢增長主導力量。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5.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長9.6%,增速世界第一,比2020年經濟增速高7.3個百分點。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有效化解疫情沖擊中國經濟下行風險,同時帶動兩岸數字產品硬件及其零組件貿易逆勢增長。臺灣財政主管部門數據顯示,2020年臺灣出口祖國大陸(含香港)數字產品硬件及其零組件約1057.5億美元,同比增長22.61%,占對祖國大陸(含香港)總出口額69.8%;自祖國大陸(含香港)進口數字產品硬件及其零組件219.7億美元,占自祖國大陸總進口額33.9%。對穩定兩岸經貿關系及帶動臺灣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其二,加速臺企優化祖國大陸投資布局。“十四五”規劃綱要已勾勒出祖國大陸數字經濟發展宏偉藍圖,推進數字經濟、互聯網等領域持續對外開放,激活數據要素潛能,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對臺胞臺企而言,其中蘊含著巨大發展空間與機遇。同時,傳統要素誘發投資動能下降,數字技術及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日益成為決定國際資本流動關鍵因素,未來臺企在祖國大陸投資將呈現輕資產化、重技術、低負債、高流動性等特點,服務業比重將持續增加,非股權投資成為趨勢。此外,降低了臺企布局祖國大陸門檻與成本。數字化臺企在祖國大陸投資可能僅需一個辦事處,從而遠程在線出售產品和服務,以更少的資產和員工拓展祖國大陸市場,一定程度將海外投資額與海外營收剝離開來,有利于中小微臺商拓展祖國大陸市場。因此,當前臺企在祖國大陸的投資處于調整期,相關產業結構優化、創新資源整合、產業聚落形成等變革都處于現在進行時,不能簡單地用統計的投資數據評價臺商在祖國大陸投資變化情況。
其三,兩岸在線交流交往日趨熱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與蔡英文當局防堵政策限制兩岸交流交往,但數字技術發展催生兩岸民間交流邁入“云時代”。借助“云端”平臺,以“云營銷”“云展覽”“云招聘”等形式,讓兩岸民眾及廠商間的交流合作更通暢、更及時、更多元,為擴大兩岸產業合作與民間交往拓展新領域、提供新途徑、創造新平臺。
兩岸數字經濟合作優勢互補
兩岸數字經濟相關領域合作由來已久,積累了深厚而廣泛的合作基礎。根據國家統計局相關規定,數字經濟主要包括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數字化效率提升業等五大類。臺灣產業優勢主要集中在電子零組件制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制品制造業、機械設備制造業等領域,直接對應數字產品制造業(計算機制造、智能設備制造、電子元器件及設備制造等)、數字化效率提升業(智慧農業、智能制造等)。如臺積電、聯發科、日月光等組成的先進半導體產業聚落,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日益凸顯;鴻海、廣達、緯創、英業達、和碩、仁寶等信息通訊硬件代工巨頭,供貨蘋果、谷歌、微軟、華為等高科技大廠;上銀科技、臺達電、東臺精機、友嘉等智能機械設備大廠,在工業互聯網、工業機器人、智能機床等領域具有全球影響力。
而祖國大陸產業優勢主要體現在虛擬產業集群、海量數據及豐富應用場景等方面,對應數字經濟領域的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要素驅動業及數字技術應用業。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統計,2020年中國大陸數字經濟規模近5.4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另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口徑測算,2020年中國大陸可數字化交付服務貿易規模達到2947.6億美元,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逆勢增長8.4%,占服務貿易總額44.5%。兩岸產業優勢互補,有助協同打造完整的數字經濟產業鏈及供應鏈,凝聚發展合力,深挖合作潛力,逐步構建“優勢互補、協作緊密、聯動發展、互利共贏”的兩岸數字經濟產業體系,為維護全球供應鏈安全提供保障。
兩岸合作前景光明
過往發展歷程證明,兩岸間產業優勢互補,合作領域廣泛,利益深度融合,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福祉。持續推進兩岸數字經濟產業對話與合作,推動兩岸經貿關系由傳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將為兩岸挖掘合作潛力、拓展合作空間提供更多機遇,讓各種“不可能”成為“可能”,同時有助于縮小分歧、避免惡性競爭,彰顯兩岸經貿合作互利共贏的本質,構建兩岸融合發展新格局。
其一,有助加速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推進兩岸數字經濟合作,有助于降低各類生產要素流動成本,加快各類市場主體組織重構與融合發展,實現跨領域、跨學科、全空間、全鏈條發展,消除兩岸經濟市場化障礙,推進兩岸“應通盡通”,加速兩岸共同市場建設。如借助數字經濟優勢合力,通過產業關聯、技術擴散等效應帶動兩岸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從而鞏固合作基礎和共享成果。
其二,提升兩岸公共議題治理能力。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首次提出將數字經濟納入全球治理框架,此后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加大對數字貿易、數字貨幣、數字基礎設施等議題關注與研究,不斷提升全球各方對數字治理認知。同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成立,也在不斷創設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及治理新規則,影響日益顯著。目前,兩岸數字經濟合作過程中產生一系列公共治理挑戰,需要兩岸高度重視、攜手共治,包括數據跨境流動、數據安全存儲、數據過度采集、數據倫理、數據信息泄露、數字平臺監管、數字稅收等。兩岸可針對相關議題加強溝通與磋商,研擬適合兩岸所需新原則與標準,推動兩岸民眾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數字生態,同時對全球數字治理規則塑造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其三,有助保障全球產業鏈及供應鏈安全。當前,全球政經形勢復雜多變,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蔓延,全球產業鏈及供應鏈面臨較大不確定性。持續推進兩岸數字經濟產業合作,以全產業鏈優勢,為各行各業提供專業高效數字化網絡平臺服務,進一步鞏固兩岸產業優勢的同時,保障全球產業鏈及供應鏈安全。通過數字化網絡平臺,集聚產供銷各環節企業主體及所需生產要素,推動全球產業鏈及供應鏈“網鏈化”,打破傳統物理限制。在出現重大突發事件導致斷鏈的特殊時期,“網鏈”可在供需雙方間進行智能匹配對接,迅速找到替代方案,提升全球產業鏈及供應鏈穩定性及安全性。
推動兩岸數字經濟合作走深走實
當前,數字經濟以其廣泛的滲透力和融合力,支撐實體經濟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躍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用愈加明顯。本質上講,高質量發展就是產業結構向高技術化和高集約化方向不斷升級優化。兩岸在數字經濟領域優勢互補,可采取合作創新模式推進數字經濟各領域合作,以“創新上的融合”開創兩岸融合發展新篇章。
一是積極培育兩岸數據要素市場。價值化的數據是數字經濟發展關鍵生產要素,帶來新的價值增值。推進兩岸間商品及服務貿易、投資等經濟活動數據資產化、價值化,建立符合兩岸實際需要的數據要素市場,是加速兩岸數字經濟發展基本條件。兩岸行業協會及龍頭廠商加強頂層策劃合作,以民促官,推動在數據交易主體、數據采集、數據確權、定價機制、交易方式、數據安全保護等領域磋商交流,建立適用于兩岸數字經濟合作基礎性制度和標準規范,并在低敏感行業試運行,以優化各項制度與規則設計。
二是繼續深化兩岸信息通訊產業(ICT)領域合作,加速數字產業化發展。一方面,構建“臺胞臺企參與‘新基建’服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建構”良性模式。進一步細化相關惠臺政策細則,鼓勵臺商加入祖國大陸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其與祖國大陸業者共同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市場,增強國際行業標準制定話語權,以行業標準制定引領創新。另一方面,鼓勵業者在兩岸或第三地建立研發中心,加強信息獲取、傳輸、處理、存儲、顯示等領域基礎性研究,特別是高端芯片、服務器、傳感器、算法等領域,以基礎研究突破帶動戰略性技術重大突破,增強技術供給自主性,提升兩岸產業供應鏈風險抵御能力。
三是推進兩岸傳統產業合作數字化升級,拓展兩岸數字經濟合作領域。兩岸可共建孵化平臺,擴大技術轉化試驗與應用,培育壯大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網絡安全等新興數字產業的同時,推動平臺經濟、數字金融、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文化創意產業等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實現培育新興產業與改造傳統產業“雙勝利”,進一步拓寬兩岸產業合作邊界。
四是推進網絡安全務實合作。兩岸加強在信息安全、網絡監管等領域交流,增進雙方理解與互信,尋求更多共識,共建跨境網絡安全事件響應信息共享體系,勿錯判形勢,因噎廢食,阻擾正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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