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 

（2015年4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錄 

　　前言

　　一、舊制度必然退出西藏歷史舞臺

　　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條正確發展道路

　　三、“中間道路”的實質是分裂中國

　　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五、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的政策

　　結束語

　　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中國各民族形成了休戚與共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藏族是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一員。西藏的命運始終與偉大祖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

　　歷史上，藏族人民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和文化，為豐富和發展中國歷史、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但是，直到20世紀中期，西藏仍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社會保守封閉、衰敗落后。

　　西藏真正步入現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經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改革開放等重要發展階段，西藏不僅建立起全新的社會制度，而且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跨越，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西藏走上今天的發展道路，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客觀要求，順應了人類社會進步潮流，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實際，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這條道路上，西藏各族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西藏實現了由貧窮落后向富裕文明的跨越，以嶄新姿態呈現在世人面前；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共同創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西藏以開放的姿態面向世界，積極吸納人類文明優秀成果。

　　西藏發展進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說明西藏走上的發展道路是正確的。但是，長期流亡海外、代表封建農奴主階級殘余勢力的十四世達賴集團，出于“西藏獨立”的政治目的和對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眷戀，在長期推行暴力“藏獨”路線遭受失敗后，這些年又大肆鼓吹“中間道路”。“中間道路”貌似“妥協”、“折衷”、“和平”、“非暴力”，實則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西藏走上的正確發展道路，企圖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由十四世達賴集團統治的“國中之國”，分步達到實現“西藏獨立”的目的。

　　一、舊制度必然退出西藏歷史舞臺 

　　20世紀50年代，當奴隸制、農奴制、黑奴制已為現代文明所徹底唾棄之時，西藏社會依然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粗暴踐踏人類尊嚴，嚴重侵犯基本人權，根本阻礙西藏社會發展，完全背離中國和世界進步潮流。

　　——政教合一，神權至上，神權政治的典型代表

　　在舊西藏，神權至上，政權庇護神權，神權控制政權，神權與政權融為一體，共同維護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封建領主的統治。據統計，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廟2676座，僧眾114925人。僧眾人數約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比例遠超歐洲中世紀神職人員，世所罕見。

　　在神權政治下，宗教被封建農奴制玷污，寺廟并非單純的潛心禮佛的清凈之地，而是集開展宗教活動、控制一方政權、實施經濟剝削、囤積武裝力量、進行司法審判等功能為一體的統治堡壘。有的寺廟內部私設公堂，不僅有手銬、腳鐐、棍棒，還有用來剜目、抽筋的殘酷刑具，懲罰農奴手段極其殘忍。現存的20世紀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布典頭目的一封信內記載，一次，為了給十四世達賴念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次佛事，需于當日拋食，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寺廟領主在三大領主中放債最多，約占總額的80%。

　　由于大量人口不從事生育和生產，并且成為神權政治壓榨的工具，導致社會資源嚴重匱乏，人口增長長期停滯。據19世紀中期成書的《圣武記·西藏后記》記載，清乾隆二年（1737年）理藩院匯造西藏達賴、班禪所轄地區，共有喇嘛31.62萬人以上，而當時西藏（不含今昌都地區）共有人口約109萬。到20世紀50年代初，西藏人口依然徘徊在100多萬，200多年間幾乎沒有增長。

　　利用宗教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是神權政治的突出特點。原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拉薩辦事處官員、20世紀40年代在西藏工作的著名藏學家李有義在回憶文章《西藏，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中感嘆道：“西藏的農奴遭受著如此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為什么不起來反抗呢？我也向農奴問過這個問題。不料他們的答復卻是‘第，賴哉’，意為這是業果。他們相信今世受苦是前世造了孽，今世受苦才能洗凈罪孽，下世就能轉生到更好的境界。這就是喇嘛對他們的教導，而藏民是堅信不疑的。”在李有義看來，正是這種思想控制，使“農奴一生一世都是為未來積累功德，貴族用鞭子抽他們，他們還以為是在為他們洗罪呢！”

　　親歷西藏的英國人查爾斯·貝爾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說：“你下一輩子是人還是豬，難道對你沒什么關系嗎？達賴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當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個佛教興盛的國度里當大喇嘛。”他進而指出：“毫無疑問，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以維持他們的影響和將政權繼續控制在他們手中。”

　　——等級森嚴，踐踏人權，封建農奴制在東方的最后堡壘

　　1959年以前的西藏，仍然保留著封建農奴制。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大衛·妮爾1916－1924年間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邊地區考察。1953年，她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對舊西藏的農奴制有過這樣的描述：“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為了維系生活，農奴不得不借錢、借糧、借牲畜，支付高額利息。然而，來年的收獲永遠還不完膨脹的利息。”“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再借，借口糧，借種子。……如此下去，年復一年，永無完結，直到臨死的時候也不能從債務中解脫出來，而這些債務就落到了他兒子的身上，可憐的兒子從剛一開始種田生涯起，就受到這些祖傳的債務的壓榨，而這些債的起源早已是遙遠的過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這從什么時候說起。”“這些可憐的人們只能永遠待在他們貧窮的土地上。他們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

　　在封建農奴制下，人被劃分為等級。在舊西藏通行了數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確將人分成三等九級，將森嚴的等級制度法律化。法典規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統貴賤職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人命價為與尸體等重的黃金”，“下等下級人命價為一根草繩”。

　　落后的封建農奴制以及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使舊西藏成為一個貧富分化極其懸殊的社會。至20世紀50年代末，占西藏人口不足5%的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幾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河灘以及大部分牲畜。據統計，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世襲貴族197家，大貴族25家，其中居前的七八家貴族，每家占有幾十個莊園，幾萬克土地（15克相當于1公頃）。十四世達賴家族占有27座莊園、30個牧場，擁有農牧奴6000多人。十四世達賴本人手上有黃金16萬兩，白銀9500萬兩，珍寶玉器2萬多件，有各種綢緞、珍貴裘皮衣服1萬多件。而占西藏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則一無所有，處境悲慘，毫無人權可言。對這些人，西藏有民諺稱：“生命雖由父母所生，身體卻為官家占有。縱有生命和身體，卻沒有做主的權利。”

　　——封閉落后，遠離現代文明，絕非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20世紀30年代，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中，描繪了夢幻般美妙絕倫的人間樂土——“香格里拉”。此后，追尋“香格里拉”成為許多人的夢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視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這只是人們的善良愿望，舊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舊西藏的落后從以下情況可略窺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時，西藏沒有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校，青壯年文盲率高達95%；沒有現代醫療，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醫治疾病的主要辦法，人均壽命只有35.5歲；沒有一條正規公路，貨物運輸、郵件傳遞全靠人背畜馱；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電站，且只供十四世達賴及少數特權者使用。

　　親歷舊西藏的中外人士無不被其落后的社會場景所觸動，并留下許多身臨其境的描述。1945年，李有義在西藏實地考察數月后觀察道：“在沿著雅魯藏布江中下游約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敗的景象。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幾處人去樓空的廢墟，壟畝痕跡依稀可辨，人煙卻已杳杳。我所經過的這種‘鬼鎮’何止百處……我出發考察時正是秋收季節。這個季節就是在內地比較落后的農村里，你也可以在農民的臉上看到收獲的喜悅。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農村，我卻不曾看到一副喜悅的面孔。我所看到的是貴族和‘差領巴’（收租人）對農奴的怒吼和鞭打，我所聽到的是農奴的哭泣和嘆息聲。”

　　原英國《每日郵報》駐印度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薩真面目》中也寫道：拉薩“這座城市臟得無法形容，沒有下水道，路面也沒有鋪砌石塊。沒有一棟房子清潔干凈或經常有人打掃。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豬狗則跑到這些地方來尋找廢物渣滓”。

　　曾任西藏自治區廣電廳廳長的杜泰（藏族）回憶說：“當1951年我來到拉薩的時候，這座城市的貧困和破敗確實也出乎我的意料。那時候，拉薩除了大昭寺周圍的八廓街，幾乎沒有一條像樣的街道，也沒有任何公共服務設施，沒有路燈，沒有供水和排水設備。街頭經常看到凍餓而死的人的尸體，還有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大昭寺西面是叫‘魯布邦倉’的乞丐村，小昭寺周圍也是乞丐聚合地。當時乞丐竟有三四千之多，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強。”

　　1950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后來擔任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阿沛·阿旺晉美向噶廈發電反映昌都地區情況時說：“因時世混濁，民不堪命，這里有的宗（相當縣）內僅有七、八戶還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即蔓菁）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涼。”

　　大量事實證明，到20世紀中葉，西藏的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阿沛·阿旺晉美曾回憶說：“記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談過西藏舊社會（制度）的危機，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將毀滅。”

　　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已實現了政教分離，此時的西藏仍然實行著這種落后的制度，嚴重阻礙著西藏社會的發展進步，使西藏與現代文明漸行漸遠。19世紀后，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掀起廢奴運動，英國、俄國、美國等國紛紛廢除奴隸制度。1807年，英國議會通過法令禁止本國船只參與奴隸販運交易。1861年，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二世正式批準了廢除農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1862年美國總統林肯發表《解放黑人奴隸宣言》，1865年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13條修正案》，正式廢除奴隸制。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在農奴制近乎絕跡的20世紀中葉，世界上最大的農奴制堡壘依然盤踞在中國的西藏，這不僅阻礙著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也是對人類文明、良知和尊嚴的羞辱。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及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舊制度被徹底廢除。然而，十四世達賴集團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非但不反思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黑暗殘暴，反而留戀不舍，夢想著有朝一日把這種制度重新搬回西藏。對此，十四世達賴集團的有關文件有著清楚的記載。1963年制定的《西藏未來民主憲法（草案）》中稱：“西藏以佛祖所教誨之佛法精神為基礎，建立一個民主統一的國家”。1991年制定的《流亡藏人憲法》規定：“未來西藏的政治是在堅持非暴力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政教合一、自由安定的民主聯邦共和國。”1992年制定的《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將“政教相輔”規定為未來西藏的政治性質。2011年修訂后的《流亡藏人憲法》規定：未來西藏政治是“政教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