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冬季的一個周末，我到匹茲堡卡內基·梅隆大學去參加一個留學生的“保釣”集會。一進會場就看到從二樓垂下兩條巨大的白布，上面寫著“五四時代”的兩句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看了這兩句口號，不禁悲從中來：中國人何以活得如此卑微。

　　對于學習中國近代史的學生而言，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既感到悲憤又感到屈辱。因此，1968年出國到匹茲堡留學時，我舅媽要送我一件棉襖，我斷然加以拒絕，我認為那是代表貧窮、落后、保守、衰弱的服裝。

　　這樣的心態和觀念，在參與“保釣”的過程中逐步、并徹底改變。

　　當第一次在布朗大學聽到多倫多來自香港的留學生用手風琴拉起革命歌曲，尤其是《義勇軍進行曲》時，我心中是既害怕而又心潮澎湃。害怕是因為它來自中國大陸，心潮澎湃是因為它唱出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大無畏勇氣。因此，在1971年4月10日當全美各校園留學生聚集華盛頓進行“保釣”抗議日本的示威游行時，我已經毅然決然拿起麥克風，用盡丹田的力氣，高喊“打倒日本軍國主義”，“佐藤下臺”等口號，為此兩邊的肋部疼了整整一個星期。

　　1971年暑假，美東、美西、美南、美中紛紛舉辦“國是會議”，革命史詩《東方紅》在各大校園一再上映，再加上周恩來總理親切接見以李我焱為首的留美學生代表團，及他們帶回來的幻燈片在全美巡映，大大加深了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向心力。當聽到毛澤東主席用濃重的湖南口音高昂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深切地感到身為中國人無比自豪。我們終于能夠自信地將“五四”的兩句口號改為：“中國的土地不可以征服更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不可以殺戮更不可以低頭！”我夢寐以求的獨立自主的中國夢終于實現。以前我厭棄的棉襖成為代表中國的服裝。

　　然而，無可諱言，1975年夏季，我第一次返回祖國時，不免感到有點失望。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比較清貧的社會，人民衣、食、住說不上寬裕。1976年，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發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和全中國人民一樣，對于中國何去何從感到十分恐慌，異常茫然。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鄧小平時代，我對此還感到狐疑，對于建立特區也不敢肯定。直到1981年，廣東省政府派人陪同我到深圳參訪，眼看著1975年到深圳時，它還是一個農村，如今不到幾年已經具備大都市的雛形，這才稍感放心。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05年超越意大利、法國和英國，2007年超越德國，2010年超越日本。50年代末，當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號召時，西方世界把它當笑柄，連中國人自己也信心不足，現在看來，離全部兌現已經不遠。在一個學中國近代史的眼里，貧窮落后一直是中國的寫照。今天隨著經濟實力日益雄厚，科技也跟著發展，“嫦娥奔月”、“蛟龍探海”，毛澤東詩詞中“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已經不再是詩人的想象，而已經成為現實。我心中富強的中國夢已經實現。隨著中國的崛起，跟著而來的是“中國威脅論”。對此，我一則以憂，一則以喜。憂的是別有用心的人以此作為遏制、圍堵中國的借口；喜的是，過去誰把中國看在眼里？如今誰也不能不把中國當一回事。

　　當然，我心中的中國夢也還有部分至今尚未實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祖國尚未完全統一和釣魚島尚未收復。

　　“保釣”運動方興未艾之際，也正是中國外交取得節節勝利之時。

　　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聚集來自全美各校園2500人大示威游行之后，在馬里蘭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所舉行的總結會議，左右之分已經萌芽，“保釣”運動開始走向統一運動。1971年9月4日至5日美國勞工節，保釣左翼在密西根安娜堡“國是會議”上提出了“五項原則”，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切外國勢力必須從中國的領土、領空、領海撤出。這“五項原則”在會議上以五票的些微差距獲得通過，并作為9月21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為中國代表權示威抗議的原則。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獲得壓倒性多數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2月28日發表了《上海公報》，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同年9月29日中日建交。在這些重大勝利的日子，我們都舉行了啤酒派對，舉杯熱烈慶祝。我們都樂觀地認為，在蔣介石政權被聯合國趕出去、被美日所拋棄之后，統一目標指日可待。我在匹茲堡發動同學赴紐約時，還慷慨激昂地鼓勵大家前往，因為此舉一旦成功，勝利返臺為期不遠。在科特蘭紐約州立大學任教的范光煥教授甚至預斷5年之內，臺灣一定會統一。如今12倍的時間都過去了，臺灣仍然尚未回歸。唯一差堪安慰的是，自從胡錦濤主席提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戰略后，兩岸的來往交流更為廣泛、深化。現在就寄希望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道路最終能夠走向和平統一的目標。

　　作為從事“保釣”40余年的一名老戰士，收回釣魚島是念茲在茲的大事。“保釣”運動轉向統一運動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當時認識到只有統一才能拿回釣魚島。如今臺灣尚未統一，釣魚島仍然孤懸海外。對我們這一群老“保釣”而言，不能不說是一件壯志未酬的憾事。所幸我們這群人還是壯士暮年，雄心未已。在去年的9月18日前后對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的鬧劇，以及今年2月19日前后，在日本首相訪問美國前夕，全美各地舉行的“保釣”抗議行動中，都能看到這批人在各地身先士卒，起到某種程度的領導作用。更高興的是，中國國內的年輕人風起云涌接過了“保釣”的旗幟，以及中國政府采取了強硬有效的措施，化被動為主動，民間與政府及海外，已經形成了合作協同的形勢。我們老“保釣”才能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互勉。

　　盡管我心中的中國夢有圓有缺，但大的方面已圓，小的方面尚缺，因此這一生總的來說，應該算是活得值得的。

　　(作者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美國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前會長)